作者：蒋志鸿

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移民一族的发展与融合



移民陆续迁居璧山后，农耕民族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，对璧山这块“形如柳叶、外高中平”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的土地情有独钟。这些视土地为生命的庄稼人，满怀深情地耕耘着，并把他们从外地带来的农副产品种子毫不犹豫地种下去。他们从广东、福建带来了红薯和芝麻，从福建带来了甘蔗、山蚕，有资料显示玉米、柑桔、花椒也是移民带来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的引进，由于适应性强，产量高，除了供人食用以外，还可以喂猪，这就一方面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，另一方面又增强了牲畜的喂养量，从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。于是开始大量种薯，很快红薯成了与水稻、玉米齐名的主要农作物，到了乾隆初年璧山红薯种植就已经很普遍了，这可以说是移民对当时农业结构调整的一大贡献。另外移民带来的柑桔品种也首先在璧山登云里（今璧南区域）栽培，由于气候、土壤皆适宜种植柑桔，府县两级把它作为优质高产水果品种予以推广，当时江州府还专门设置了柑桔官。

移民们带来的较为先进的农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，在金带水（今璧南河）和梅江河畔结下了丰硕的果实，同时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也改变着“两江夹送，周回弯曲六百里”的这片富饶土地，给璧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。

首先是人口迅速增长带来了璧山经济的复苏，经济的复苏又促进了人口的再生产加速增长，从而使璧山县自康熙元年（1662）撤消66年后，于雍正七年（1728）恢复县治。原有知县署“因县城残破，衙署无存，寄治来凤驿”。雍正十年，县令许绍熙奉文修造知县署，新署址在今璧城凤凰山下。县域人口增长很快，从顺治初年“璧山原额人丁三千二百余丁”，到了嘉庆十七年就有了6万多人（7岁以下儿童未计），以后的几十年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，到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璧山县人口数达到了41万1千人（含当时属璧山的青木关、转龙场、澄江镇人口）

其次是移民给璧山带来了许多新的姓氏。这次大规模移民至少有145个姓落到了璧山境内（1985年，有人对全县姓氏作过考查，共有206个姓氏），新的姓氏占了大多数。其中来自湖北的最多，他们几乎都称是从麻城县孝感乡来的，该地可能是移民的集中启程点。从湖北到璧山落户的有艾、包、崔、但、丁、段、樊、方、傅、费、高、苟、辜、谷、官、关、蒋、胡等102个姓，来自湖南的有管、费、唐、武、朱等5个姓，来自江西的有成、匡、龙、罗、涂、衷等6个姓，来自广西的有焦、赵2姓，来自福建、广东的有张、戴、陈、范、顾、何、柯、赖、蓝、阙、阮、魏、郑、钟等13个姓，来自贵州的有安、敖、邓、郭、韩、简、穆、聂、庞、皮、谢、严等12个姓。

第三，建立会馆和聚族而居是移民文化的一大特点。移民入川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来的，一个姓氏的人相当少，最初从不同地方来的移民，最感亲切的是通过“乡音”结识同乡。为了联络感情，互相关照，扶弱济贫，预防其它地方来的人的欺侮，便分别建立起同乡会性质的会馆（庙宇），遵循原籍的风俗并祀奉故地的神灵。于是湖广籍的建禹王宫，在璧北“各市镇间有之”；江西藉的建万寿宫，在璧西“各市镇间有之”；福建藉的建天上（后）宫，祀天后娘娘，在璧城、来凤、八塘各一处；广东籍的建南华宫，尊南华老祖，在璧南“各市镇间有之”。移民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，形成家族，进而发展为宗族。不少的宗族由于是一脉相出，有着共同的聚居点，就出现了大批的姓氏命名的地名，如郑家场、丁家坳，何家沟，陈家院子等。有的宗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便纷纷修建宗祠，宗祠有三大功能，即团结族人，扶弱济贫，和办学培养本族后代，重要的是显示本族的实力。各宗祠选举族长，设立族规和族谱，置买族田，兴办学堂，达到“族必有祠，祠必有长，以祠统宗”的目的。这些原始形态的组织形式，在清代早中期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到了晚清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传入，对外开放和交往的增多，宗族观念逐渐淡化，宗族活动趋向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以“忠孝仁义”为核心的异族民间组织（如哥老会等），和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群团组织活动。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质的转变，从以宗族为中心逐渐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观念转变，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，这都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。

第四，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通过传承语言和风俗来表达对祖籍的怀念。移民经过几代人的互相渗透，互相融合，大大优化了璧山人的人口结构，同时也被同化成了地地道道的璧山人。这时他们忽然发现意识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，那就是对原籍的依恋。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承自己的文化和风俗，试图把“根”留住。一是团年，过年时家家都有吃年饭的习惯，这是全家团聚的重要时刻。但吃年饭的时间和方式上却有不同，不少的家庭吃年饭时都是先祭祀祖先，一些地方还流传着“周响午，朱漆黑，陶半夜”之说，据称是纪念他们的始祖到达当地的时刻。二是过中秋节，在璧山过中秋节的时间上却有南北之差，璧南过中秋是农历十四，而璧北是农历十五，这可能是与璧南江西籍移民较多，而璧北湖广籍移民较多有关。三是称呼，在家庭内部或原籍人中仍沿用原来的称呼，客家人有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忘祖宗言”的家训。璧山大路镇刘家沟的何姓属福建迁来的“客家人”，他们对父亲称“阿爸”、“爹”，对母亲称“阿咪”、“阿母”、“阿妈”。辜姓对父亲称爷，并与其伯伯叔叔一起排行，父亲排行第几对父亲就称几爷。四是节庆时划旱龙船的习俗，有资料称是福建客家人移民传过来的。

由此想到，璧山人八成以上都是清初大移民的后代，其先祖都是贫苦农夫，岂能忘了那在清朝初年背着破麻袋，担着烂棉被，拖儿携女，晓行夜宿，艰难跋涉在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上的“一世祖”们的艰辛。倘若在湖西吉首与重庆酉阳的三角地（地名），面对右去四川、左去贵州的岔路口处，先人的草鞋脚踏上左边而去，我等还能在这里为璧山的“三个文明建设”作贡献么。于是不由得感慨万端。（完）

  （原载四川社科院《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