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张献忠屠川问题的探讨

陈大雨

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岁（1644），张献忠率部入川，十一月在成都称帝，建立了大西政权。随即遭到残明势力和地主武装的复辟抵抗，张献忠始行镇压，以反复辟、肃谋反等罪名杀害许多川民和下属，清代野史杂书遂称张献忠屠川，屠尽川民。四川民间也广泛流传张献忠剿四川，杀的鸡犬不留的传言。到底张献忠有没有屠川、怎样屠川？事隔三百多年，哪里去找证据，笔者试图从多种资料著述中，寻求符合历史环境，符合事物发展规律，比较可信的说法。

一.野史杂书是否就是证据

2002年，成都巴蜀出版社将《蜀碧》、《荒书》、《滟澦囊》、《蜀警录》等八部野史杂书汇编一本，定名为《张献忠剿四川实录》。笔者认为，它只是清代文人关于张献忠屠川著作文本的实录，并非全是历史真相的实录。该书的出版给读者研究提供了方便，从这些书籍作者的背景、相互关系、作者自记、资料来源、时政环境等方面对照比较，可以看出，哪些资料能够作为张献忠屠尽川民的证据，或者是误传和不实。

《荒书》是较早的著述，著于康熙初年，直到雍正五年才面市。作者费密，1623年生于成都附近的新繁县。乙酉夏，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，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，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。丙戌秋，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后，义军解散，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，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。丁亥，费氏一家回到四川，由于战乱，迁徙于建昌、黎、雅一带。其间，费密曾为彝民所掳。戊子年赎归之后，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，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，驻扎在峨眉。己丑秋，杨展被李乾德、武大定、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，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，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。庚寅，为武大定所追杀，费密被俘，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。之后，费密以计逃脱，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。此时的川西，荒凉无人，且属武、袁的势力范围，于是，次年三月，举家逃入陕西，在沔县居住了六年。戊戌春，又携家至扬州，最后老死于此。此背景表明：一.费密是反张献忠的，如果张献忠在中园屠成都军民，他会很清楚，他绝不会为张献忠美言，但书中只记述为：“八月十一日，尽出成都军民男女于中园，将尽屠之。俄一物如龙尾下垂，贼以为祥，遂免死”（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亦如是说）；二.费密在乙酉年（清顺治二年、张献忠大顺二年）在什邡县参与组织义军后，主要跟随明将杨展及其子杨景新。（杨展为残明复辟势力主帅，仇视张献忠）费密父费经虞虽为云南县令，但在当时的交通、信息条件下也不可能全知四川情况，因此，可以认为，费密的记述资料多源于杨展及其幕僚；三.显示了张献忠战死后五年（辛卯、顺治八年）川人并未绝灭，费氏回到新繁老家还能生活，一年以后又步行走到陕西沔县，一路上还能觅食住宿。康熙八年费氏自序称，所著有意供作朝廷编修明史采用。不知是怕犯忌没有献出，或是其他原因未得采用，直到雍正年间才付印。其他野史所言中园大屠杀，威凤山至桐子园尸积若丘山，若有其事，此时他正他在成都周边，应当熟知。然而书中所记，中园虽有欲屠的动机，结果因似龙尾之物下垂而遂免；威凤山至桐子园尸积苦丘山之事，则根本未提。再说杨展追击张献忠至汉州，乃收集白骨封埋并竖碑，斥为张献忠滥杀无辜罪行。很难理解杨展能不知道威凤山至桐子园尸积如山，又不加以揭露，不告知费密。费氏在自序和正文的开头部份都说：“盖知者不能言，而言者未深知，道听途说，多没其事。”表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野史杂书的某些不实和不可轻信。

《蜀碧》为丹棱县进士彭遵泗于乾隆初年所著。作者在自序中说张献忠屠尽川人，人尽矣及牛犬，物尽矣毁其屋，平其城。经查对丹棱县志和彭氏族谱等资料，均无彭遵泗生卒年月及较详的身世记载；也没有《蜀碧》卷三中，张献忠屠丹棱，“驱城中民于西门外济桥杀之，尸与桥平，水为之壅”，及其先大父彭万昆聚众抵抗，保一乡获全的记述。《丹棱县志》（2000版）关于彭端淑的介绍有：“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，清初任四川都督佥事。彭端淑的8位叔父，多为举人、知县。他从小聪敏颖异，常受先辈“崇实黜浮，又宜力学，毋自弃”的教诲，与兄端拱、弟肇洙、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。”彭端淑的生卒年代为（彭端淑1699-1779，字仪一，号乐斋）。如果张献忠把川省或丹棱县的人都杀光了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和8位叔父及其家人也就不存在了，彭姓也不会是当今丹棱县的第一大姓。彭遵泗为何在《蜀碧》中不讲他祖父彭万昆是明末的怀远将军呢？显然，如实写上别人就会知道他祖父是反对张献忠“大西政权”的复辟骨干，就会引起世人对《蜀碧》的质疑，降低《蜀碧》的身价。

《蜀碧》记述：“贼诡称试士，于贡院前，左右设长绳，离地四尺，按名序立，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，前后近万人。笔砚委积如山。时惟二士年幼，不及绳，留作书记，一忘其名，一为嘉定欧阳直也(后贼奔川北，挟之以行，凤凰山之败，脱身归，流寓丹稜，与余叔祖连姻，所作《纪乱》一书，载献事颇详，今无存矣)。” 似乎他对欧阳直及其所著《蜀乱》（彭著误为“纪乱”）十分了解，似乎欧阳直就是张献忠诡称试士杀士子万余人的活证人；似乎他的一些资料也来自欧氏。但是，只要将这段记述与欧阳直在《蜀警录》（欧阳氏遗书）中的《蜀乱》和书末的《自记》相对照，即可发现一些问题：1.欧阳直非嘉定人，而系广安庠生，本名欧睿年，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张献忠入川时已24岁，初被掳入刘进忠骁骑营，乙酉三月逃归，两年后才辗转至嘉定。并非在成都试士因年幼免杀而留作书记；并非因凤凰山之败后才脱身流寓丹棱；2所称献贼诡称试士，设立地四尺之长绳，过绳者悉驱青羊宫杀之。对此，欧阳直无记述。彭氏以为欧阳直是活证人，然而欧氏自刘进忠骁骑营逃脱后在通江、武胜、合川区间活动，都是在大西军、残明军、地方民团、清军和南明军中为官，并非流寓丹棱；3.未提及与彭氏叔祖连姻。显然欧氏所书张献忠事，并非“颇详”也多系传闻。

欧阳直在《蜀警录》中所写：甲申岁张献忠初入蜀王府，看见被明太祖剥皮的凉国公像，遂仿效，从明宗室至文武官吏、本营将弁。所剥人皮掺以石灰，填入稻草，插竿立于府前，街之两旁列千百人。究竟有无其事？当时，欧氏尚在川北刘进忠骁骑营管供给，他怎么知道此事？《蜀碧》是专门收罗张献忠屠川罪恶的，又为何不记此事。其它野史《荒书》、《后鉴录》、《滟澦囊》等又为何不书。就是每隔一丈立一竿，一千多人要插几里路远，蜀王府前有多宽？显系不可信。从欧氏“自记”可以看出，他能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任何一方都可为官，其所言理应受到质疑。

《蜀警录》的以下记载倒颇具真实感，因为欧阳直是川北广安人，此时他正在川北张献忠部队，他又受过摇黄贼之害。他写道：“乙酉，张献忠大举出兵汉中，遇贺李兵，战败而还。摇黄贼屠巴州、通江、东乡、大平、达州、梁山、新宁、开县，各地方人烟俱绝。……摇黄贼攻破长寿、垫江、邻水、大竹、广安、岳池、西充、营山、渠县、定远各州县，城野俱焚掠。……张献忠设监纪通判、驻防参将，同有司官赴广安，摇黄贼攻围杀之”。这就说明，川人并非都是张献忠所杀而殆尽。

《蜀碧》作者彭遵泗在该书自序中说，是自己幼时听遗老言传，长大后博采群书而成。他自幼由父亲和外祖传授儒学，一直科考至进士，至翰林院编修。幼时除家庭外，还能听到什么人的传闻？如果川人都被杀光，他更听不到其他遗老的传言。他列了二十多种征实史料，然而，最易得到取材最多的恐怕还是杨展的言传、《明史》和毛奇龄的《后鉴录》。因此，该书可信度和真实性差。

《蜀碧》在附著的《铁脚板传》说，眉山武士陈登嗥，外号陈铁脚，被向成功所杀。而沈荀蔚在《蜀难叙略》中说，是被杨展所杀，记云：“四年丁亥正月，本朝大兵至重庆……川南则自黎雅而外皆属杨展，有陈铁脚者，初与贼战必胜，不须甲胄，持其勇不附展，与之战……终陷于伏而死。展遂大肆屠掠，眉州青神之人间凋残亦与川西等矣。凡有民之地，设官分治，亩征二三斗，令民自赴嘉定及峨嵋万年寺交纳，人咸苦之”。沈荀蔚之父沈云祚被张献忠所杀，而杨展又是反张献忠的主将，沈荀蔚不可能诬他。欧阳直在《蜀警录》丙戌年末尾一段，张献忠被灭后写道：“杨展以眉州营义兵陈铁脚不附己，发兵攻剿，夺其众。”可见残明势力对川人的为害。

又如破山和尚为救民被张献忠逼着食肉事，《蜀碧》卷三记为发生在丙戌三年（顺治三年）十月，张献忠欲屠保宁府属之时所为。查考破山和尚即海明禅师，明末清初全国闻名，诗、画、佛学造诣极高。经查其年表和有关资料、书籍，没有向张献忠为民请命而食肉之事。近年有重庆华岩寺方丈道坚法师撰有《巴蜀高僧海明禅师的生平及其思想渊源》一文，记有如下文字：“顺治七年，师54岁。夔东十三家之一的李立阳李总屯兵涪陵，延破山到军中住锡，传播佛法，破山破戒止杀的公案就是这时发生的”，是针对当时涪、忠、万各地战乱，弘法保民，并非向张献忠为民请命所为。以上记事再次证明，《蜀碧》考证极差，乱编乱扯，书中之事多不可信。有些事，只要稍加对照即可发现问题，如拆回澜塔得古碑碑文，《滟澦囊》记为“修塔余乙龙，拆塔张献忠。岁逢甲乙丙，此地血流红。妖运终川北，毒气播川东。吹箫不用竹，一箭贯当胸。”本来是文人们编造来骂张献忠的，蜀碧作者又在文后加上“炎兴元年诸葛亮孔明记”十个字，以使人们相信在1400年前诸葛亮就算定了，张献忠要在川北被清军肃王豪格射死。岂不是乱扯乱说。

《蜀碧》所记张献忠尽屠成都百姓于中园，检杀卫籍军七十五万，新兵二十三万，家口三十二万，令伪帅四路草杀川民六亿九千多万，成都北威凤山起，至南门桐子园，绵亘七十余里，尸积苦丘然等均取材转引自《明史.张献忠传》和《后鉴录》。

《明史.张献忠传》及《后鉴录》的作者是毛奇龄。他是浙江萧山人，生于1623年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进士，授翰林院检讨、国史馆编修等职，参与纂修《明史》。他从未到过四川，不管他有多高学问，根据什么资料，他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死六亿九千多万人，总是无稽之谈，因为当时全国才六千多万人口。可以认为，毛奇龄时在史馆编修位上，其《后鉴录》有如此之说，是为了取宠于朝廷，或遵从朝廷旨意不惜说谎。

《蜀破镜》是咸丰乙卯举人孙澍所作，取《蜀碧》、《荒书》、《滟澦囊》等而成，所书各事均属二三手材料，加以夸大。

《蜀龟鉴》为咸丰年间刘景伯编著，系将欧阳氏遗书《蜀警录.蜀乱》、《荒书》、《滟澦囊》、《蜀破镜》、《蜀碧》、《蜀难叙略》等编纂而成，对“屠川”无直接资料证据。《蜀龟鉴》卷之六，记载张烺事云：崇祯十七年，张烺十七八岁，为避战乱扶母进山，路遇唐公夫妇。唐公夫妇就是张烺的舅父、舅妈，他们哭着要把女儿嫁给张烺，于是晚上就在油菜地里成了婚。而张烺本人所著《烬余录》写明：“丙子崇祯九年，余年十岁，大父为余聘同邑处士景公讳运亨之女”。所以，这个《蜀龟鉴》也是乱抄乱编不辨真伪。

《纪事略》也写了许多张献忠滥杀无辜之事。但该书系何人何时所著，均不知道，所记之事无从稽考。

对这类野史杂书，可用康熙八年费密在《荒书》正文的一句话来看待：“献贼陷后，其间忠臣义士之死亡，饿疫之祸患，一方大事，而杂书所记，流传讹谬，盖知者不能言，而言者未深知，道听途说，多没其事。” 当世之人即有此看法，难怪而今多有质疑。

二.地方志和老明人的记述怎么说

（一）地方志的记载

地方志为官方编修的记载地方历史的全书，不论编修于何时，都代表政府所为，如果张献忠把本地方百姓都杀光了，清代地方官必须如实记载。要求是，求真存史，秉笔直书。

明末清初四川经过几十年战乱，土地荒芜，饥饿、瘟疫、逃亡，川人几近绝灭，后来，编修的不少地方志都不引用《蜀碧》的张献忠杀光之说，而记载本州县尚有老明人土著占十分之二三，或一半以上者多，就是坚持求真存史，秉笔直书。如乾隆《广元县志》载：“顺治二年,乙酉,张献忠还据广元，于葭萌山下修御营，先是,甲申之变,街民尽逃远乡，至是，一半归城。”光绪《崇庆县志》载：“兵燹之后,半属流寓。” 民国《长寿县志》载：“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。” 乾隆《屏山县志》：“土著仅十分之三。”《夹江县志》记载：顺治二年，张献忠入夹江，设县令，当年，县令叛投南明。顺治三年，正月，张献忠部抚南将军刘文秀率兵十万，由丹棱、洪雅入夹江，沿青衣江布防三十里。明副将县人周鼎昌架木为城，固守南安。顺治四年，曹椿奉南明令任夹江县令，招抚流亡，集士人，以时训课，并于县北南安大明寺考录儒童。康熙元年，知县王世魁与县人江滨玉、江逢源共主持，于县北截江引流，使市街、八小两堰堰水足用。康熙十年刑部尚书王士桢使夹江，王在《蜀道驿程记》中称：“入夹江境，即沟塍棋布，烟村暖然，类吴中风物。”这些，都没有张献忠把人杀光的景象。

乾隆《富顺县志》卷五《乡贤》,收录了康熙十九年新任富顺县令钱绍隆的《详请禁兵害文》.(笔者注：这里的兵害指清军之害，如果是指张献忠、吴三桂残余,则会用“剿灭”，“清除残余”之类文辞。康熙十九年清朝已统治全川。) 该文写道：“职自闰八月十五日赴任，路无行人……里甲胥役俱潜逃,不知去向。职随出告示招抚，……又泸州与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，其民逃避其间，庶几可恃无恐，无如兵之所过，遍山授寻，其妇女望见惊走……被兵追及,遭其淫污而死，尸在草野，经月不收……民间耕牛悉拽去装运行李。重以鸡豕既尽，即宰耕牛……凡所过之地,炊薪爨火,拆毁庐舍……种种毒害,惨目伤心,莫可名状。” 张献忠早在顺治三年覆亡，事隔30多年后的事，显然与张献忠无关。由此也可见，在张献忠死后三十七年，当地仍有不少百姓。

乾隆五十一年《盐亭县志卷一.风俗》记载：“明季兵燹之后，他邑鸟散兽奔，所在皆然，而盐亭人独重去其乡，守死勿离，至今犹多土著，聚族而居。潼属各县俱有楚民新案，向为盐邑独少，缘土瘠也。今则楚、陕、闽、粤之人依亲觅戚，佃地耕种，视为乐土，渐积渐多，四乡场镇客户与土著几参半矣。”乾隆五十一年，各地移川居民已相当的多，人口与土地需求已呈饱和状态，而该县仍是客户与土著参半，足见其未被杀害的原著民甚多。

（二）老明人的著述

.《遂宁张氏族谱》载张烺作《烬余录》张氏先祖，于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自湖北麻城县移居四川遂宁县。入川八世孙张烺，生于明天启七年，自幼由祖父授教，有一定写作记述能力。康熙五十二年,是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，张烺去北京祝寿，受到皇帝接见。事后，皇帝召见他在朝廷任户部尚书的儿子张鹏翮，问曰：“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,杀戮甚惨,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?”答曰：“无有记其事者。”帝曰：“尔父今年八十有七，以张献忠入川时计，约已十七八岁，必有确然见闻之处,尔问明缮折进呈。”张鹏翮照办进呈后，（大致在康熙五十三年）其父张烺将明朝天启七年至清康熙五十三年所见所闻写成《烬余录》一书。其中，崇祯十年张烺十岁时，李自成侵蜀入广元，围遂宁，其父募勇抵抗，十一年被征调去梓潼解围，后在沔县殉国。顺治二年十月，为避孙可望掳杀，张烺随母躲进深山丛林数月，未受其害。在顺治五年项下记载，“蜀民至是殆尽矣。今统以十分而计之，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，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，饥而死者又二，其一则死于病矣”。他没有说张献忠把川人杀光，只写了顺治二年，孙可望在重庆被曾英所败，退至遂宁。听闻贼屠其城，城中居人无一存者。张烺作《烬余录》是在应皇帝之问以后而书,他不敢妄言欺君，更不敢少说，只是未说清军残害川民的情况，因为他几子还在朝廷为官。从顺治五年起，他就到顺庆、邻水、西充、陝西汉中、保宁等地访友客居。去邻水时“从游的还有郑怀宇、冯在宇等二十人，未有絕粮之危” 。直到顺治十八年才回到遂宁老家，其间，顺治六年生子鵬翮，顺治八年生子鵬翼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张献忠死后很多年，四川仍有大量人群存在，人民还有一定生存条件。人口几尽是康熙年间的事，因此，他说蜀民殆尽的原因，十分之三死于张献忠之屠戮，应是较为客观的实情。张烺之子张鹏翮为康熙九年进士，先后任刑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傅等要职。张烺又亲身经历了几十年战乱，从顺治五年起他又到各地出访客居，因此，可以认为他所了解的四川明末清初战乱情况，更为全面和真实、客观。

傅迪吉作《五马先生纪年》简阳县贡生傅迪吉作《五马先生纪年》。顺治二年,傅氏十九岁，曾在张献忠部队充当 “里兵”，后又被下级长官收为义子,他以所见所闻写成该书。称： “崇祯十七年十月初四日，驻简州起义军发兵,谓之打招安，随后，即委伪都司吴,伪吏目田下乡招安,每人给以印信‘西朝顺民’四字，戴在背上，兵不敢乱。”“起义军驻灌水坝仍令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，自此以后，即不杀人，兵亦不甚扰民, 民亦入营贸易。”顺治三年初,他回到家乡五马桥，见到房屋尽烧，全家和众人在寺庙共居。顺治四年，他从简州去成都，其中“至蔺家坝山上一望，果然别是一天，田中栽秧犁牛,两河坝俱好粟苗，正将吐穗，茄子、葫芦、姜豆尽多。”顺治五年,他又迁蒲江、邛崃,“至蒲江董家山,闻鸡鸣声，至寿安镇，见两街俱列酒肆，又闻呱呱之声。移至蔡家堰居之，随至火井，谁知渐入佳境，其地人民极其富庶，朝朝请酒,日日邀宾，男女穿红穿绿，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，且鼓乐喧天,酒后欢呼之声澈于道路……” 这哪是人被杀光的景象？该地离成都近，在张献忠败走三年后居然还大有人在。﹙该书稿存川省图书馆﹚

更多老明人的族谱，载了散逃避乱，事平后再返回，没有记述张献忠杀了自己多少家人，更设有说张献忠把当地人杀光。如果百姓家人遭张献忠杀害，必在族谱中记下如此悲仇。如大足县《胡氏族谱》记载：胡氏是明洪武年间刑部侍郎胡子昭之裔。雍正二年胡登极为族谱作序称：“忽闻张献忠侵蜀，由夔门直入重庆，杀巡抚陈士奇等，因而同母郑氏与兄弟名衍逃往遵义避乱，寓居三十年。吾父于甲戌年娶吾母生吾兄登位、登榜，俱童稚，三兄登弟尚属孩提，追慕祖冢，怀想旧帮，携负一家于康熙十二年复川。是时足邑草密人稀，约数十余家。行至祖业一观，田园荒芜，不可居处，寄寓荣昌八载，每年归来祀祖，自侍郎坟以及高曾祖考之墓”。荣昌县的喻氏、敖氏族谱记载，两姓均为明代旺族。1644年张献忠入川时，6月12日在荣昌巴斗崖与据守的民团激战，喻、敖两姓族人敖仲美、喻思灿、喻思崇等多人战死，于是人心不安，喻、敖、甘等大姓纷纷逃往贵州遵义、仁怀、江津四面山、乐山、峨眉等地避乱，仅喻姓就出逃三百余人，有的在当地定居，事平后部份返回荣昌继承祖业。

（三）外国传教士的著述《圣教入川记》是外国传教士类利斯与安文思著，古洛东翻泽出版（一说为类、文二人口述，古洛东撰写）在国外发行，直到1917年才传入中国。该书记述的张献忠杀人之残酷，杀人之多，杀人的场景比《蜀碧》更惨烈。书称二传教士被张献忠封为“天学国师”，一直在张的身边，直到张在西充阵亡，所记为亲眼目赌。因而该书在国内出现后，即被认为是张献忠屠尽川人最铁的证据。但是仍有人认为不值一驳，一是圣教的宗旨是引导教友在真主面前忏悔，纯洁心灵以得天神护佑。而张献忠被视为嗜杀成性的魔王，带上他们天天看杀人，把川人都杀光了，他们有何颜面？他们说张献忠杀光川人岂不显示自己无能，天主无能，传教士充当了帮凶？古洛东为何要出此书，为何不在中国发行、不送往中国的历史档案机构？；二是他们说张献忠杀尽僧道、医卜和技匠，何以对他们特好，他们传播洋教为何那么自由，能够到处目睹杀人？三是张献忠败亡后他们被清军收容，可是他们在书中还写出清军也杀川民，并非张献忠把川人杀光的事实：“张献忠灭后,旗兵(清军)在川……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,逃往他方,聚集人马抵抗旗兵,如此约有十载。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(顺治十七年)间,川省稍定,始行设官，此时四川己有复生的景象,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，连年刀兵不息。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，一连十五载,川民各处被搂，不遭兵人之劫,即遇盗寇之害，.四川际此兵燹之后，地广人稀，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,余皆无人迹，所有地土无人耕种,不啻荒郊旷野,一望无际。.”书中自相矛盾，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多，还把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的时间弄错，一处写为1644年9月5日，一处写为1646年（即顺治三年）2月。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且一直在张献忠身边的两个传教士，连这一重要历史时刻都会记错，而其他所记岂能正确无误？人们难以置信。又如写张献忠准备逃往陕西，焚毁皇宫，齐集各营将持有之妇女杀之，计是日即杀妇女40万人。当时的成都城市有多大，住了多少军队，随军妇女能有40万吗？一天能杀40万吗？明未四川总人口约300万。《四川通志》卷六十四载，明代成都府（包括属县）人口为13万，试想，几十万军队再加40万随军妇女，能够容纳吃住吗？如此大屠杀为何《蜀碧》等野史杂书没有记述？《圣教入川记》说张献忠开科取士杀士子三万二千三百人，比其他野史所说多一倍。这些，足以证明该书胡编乱造，谎话连篇，不可作为证据。

三. 结语

以上地方志、老明人、外国传教士的著述，都表明川人几近绝灭的原因，是战乱各方（包括清军）残害百姓，致百姓无法生存而亡。回顾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死人，或许有助于理解问题。1959－1961年国内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，四川因为缺粮，城乡人民患水肿病而死者不少，有的地方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就死亡二三十人。长期缺粮会致人死亡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现今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了。而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所造成的绝粮饥饿，远比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粮食不足要严重若干倍。由此可以推知，明末清初，四川经过几十年战乱而绝粮，饿死者不在少数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张献忠率部入川，志在建立大西政权，一路上少有滥杀无辜，据《蜀碧》卷一、卷二的记载：起义军从入川到攻陷成都，只是占领了部分州县，然后继续攻占崇州、新津、汉州、汶川、蒲江、泸州、邛州、潼川、遂宁、保宁、通江、西充、叙州、眉州、夾江、仁寿等三十余州县。其间，被张献忠所杀的有四种人：一是负隅顽抗的明军；二是拒不投降认罪的明朝地方官吏，和拒不交纳所派粮款的大地主、商人：三是明王朝宗室成员；四是原明朝官吏和诸生，拒不合作，授官不受并骂“贼”者。张在成都刚建立大西政权，立即遭到复辟势力和地主武装的颠覆围剿，张献忠在反复辟斗争中采取了偏激的、将对方盘据村寨清剿杀光的错误作法，杀害了许多被欺骗被裹挟的百姓，又错误的判断有很多将士和士人谋反，而加以诛杀。但是，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二月至顺治三年八月的一年半时间，要应对复辟势力追剿，应对李自成残部入侵，应对清军的铁骑压境，在时间上和力量上不可能屠杀全川人民·

2002年，成都新南门某工地挖出一些枯骨，于是，有人指为张献忠屠杀成都军民的铁证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倒是证明了张献忠没有屠杀几十万、几百万川人。因为这些尸骨尚存，其它中园被杀的98万，青羊宫被杀的士子1.7万，威凤山至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堆积如山的尸骨，各州县白骨塔的尸骨也该存在。成都周边近30年的开发建设，土地都翻了几遍，为何没有更多发现？为什么新南门的枯骨就一定是张献忠所杀的人骨，而不是其他原因死人的骨头？

综上所考，致川民几绝的原因主要是，三十多年战乱，各方军队杀死的敌方士兵均来自老百姓，且多是川人；各方军队强征百姓服劳役，运粮草辎重，抬担架，受冻挨餓，鞭打折磨，死去不少；百姓家里粮食被军队搜尽，牲畜被宰杀吃光，农业生产无法维继，遍地饥荒，人被大量饿死；瘟疫流行也死人不少，到康熙初年，便成了人烟几絕，遍地荒芜的状况。

何以川民多言“张献忠剿四川，杀的鸡犬不留”？主要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，原有川民几近绝遗，后来的川人是事隔近百年才从他省移川的移民，根本不知实情。乾隆以后才开始有相关野史流传，有的作者因条件所限，对所获资料考证不足，也可能有作者以为读者不知情而大胆妄言，乱编乱造。在过去交通不便、史料缺乏的条件下，读者谁去考证辨别，谁会去民间收集老明人的著述和家谱？因而以讹传讹，口头流传几百年。

笔者见识少，所搜及资料也凤毛麟角，所言难免有误，目的只是为了寻找真实历史。相信在现今交通、信息、档案条件下，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努力，定能寻得为各方认可的历史真实。 2011.3